所以世、出师法，从来无有盈满之日。
这里所说的不加思索地去援救我们所见到的受苦的人，正是《孟子·公孙丑上》所谓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所表达的意思。我详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
正是这种情感，在自然状态代替着法律、风俗和道德，而且这种情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一个人企图抗拒它那温柔的声音。卢梭一方面批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在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中，也许，正是卢梭——这位比孟德斯鸠更激烈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实际上受中国哲学的影响最深。这说明卢梭与孟子一样，并不排斥基于自然的合理利己主义。一是卢梭主张的公意支配政治运作与孟子所谓国人皆曰之说确有相通之处。这一点在人对动物和对人时都成立。
《爱弥儿》描写一个不为文明社会所玷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新爱洛绮丝》则给这种理想以艺术形象的表现。他的思想和人生，除了那偷吃禁果的理由和勇气，以及与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讲精神恋爱是典型法国式的以外，他的自然神论的信仰，他的公共意志论的政治哲学，都带有中国哲学的色彩。为了让常人能够体会到道的境界，庄子又告诉我们他的另外一些体道之法。
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
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境界是一种理想中的精神世界。无用之用决定了庄子无为的人生态度，但也充满了辩证法，有用和无用是客观的，但也是相对的，而且在特定环境里还会出现转化
可是倘若卢梭亲历这场革命，他必然会强烈反对(雅各宾派的行为)，而一如华兹华斯所为。卢梭说：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如此来看，以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受中国哲学影响最深的人来评价他，似乎可以说得过去。表面上看，这些人因为计划将路易十五改造成儒家理想中的‘贤君而确实成了中国文化的信徒。
让我们努力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出人们以往是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所划的那条光荣的界限吧，让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地说，让我们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就连他的神道设教、代神明立言、自信有把握改变人性，也很像儒家。
——他认为道德的科学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德行的原则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主张返求诸己，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他们屡遭进攻，屡次被人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猎获物。
而中国恰恰由于文化发达而使人变得文弱，以致于为游牧民族所统治，并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那么，这种发达的文化又有什么用处呢？写到这里，卢梭笔锋一转，寄情于贫穷与愚昧的时代的民族，称诵他们淳朴的德行、显赫的武功和他们的哲学的传奇，他写道：让我们拿那些为数不多的民族风尚来和上面的情况对比一下吧，那些民族并没有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他们以自己的德行造就了自己的幸福并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休斯指出：还有一种同样奇妙但更易把握的思路：就是比较卢梭为西方政治经济问题提出的对策与魁奈博士和他的重农主义者——亚当·斯密口中的‘经济学家们——的方案。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末中国人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我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卢梭的公共意志论固然有其学理上的失误之处，但20世纪的启蒙反思往往把卢梭哲学看作是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的思想根源，却也值得斟酌商榷。在卢梭的心目中，自然的良知高于理性，但并不是说人可以抛弃理性，而是说理性的角色应是一个好的仆人——作为主人它相当危险。
城市智力乃是宇宙间最顽蠢之物，毫不理会生命的意义为何，一班脱根(uprooted)的人离开农田而入城市，早已失去固有的活泼本能，只知运用冷静的头脑而空谈抽象的理想，这些理想与天地间的真生命(life)、大气运(destiny)毫不相关。在卢梭的《新爱洛绮丝》(1761年)中，也有一段极苛刻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以自然来对抗文明，进而否定文明。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学习德行犹如我们这里学习科学一样。
儒家则认为这与人性冲突。他们的话说得很多，但没有实际内容。
自然是一个科学定律无法完全代表的和谐体，现实的核心有着无法分析的独一性——而这些宇宙中实在的‘偶然之物的佐证，人类灵性人格的种子——它们既是构成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基本信念，也同样是儒家宇宙哲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爱洛绮丝》中，恋人们表达柔情蜜意的场所，是艺术地再现自然的中国式的爱丽舍花园，以中国的园林艺术为背景来表达返璞归真的思想，更说明他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并不只是源自古罗马的塞涅卡了。他们自以为在设计那条通向大众自由之路时严格地切合了实际，其实倒是卢梭这个确信没有任何国王能承载公共意志的梦想者找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拱心石：即心中怀有善念萌芽的普通人是社会秩序的最终仲裁者，决定它到底是好是坏。卢梭强调，怜悯心是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自然的感动，即使最坏的风俗也不能把它们毁灭，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
逻各斯强调理性、逻辑、必然性，努斯则强调爱欲、情感、生命冲动的本原性。他在想着一生中不多的幸福岁月：这就是他被自然吞没进去，与宇宙溶为一体的那些日子。
他认为：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道德高尚的，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却带来了道德的堕落和风俗的败坏。尽管卢梭把这些原则带向儒家无法想象的自由至上主义结论，但两者的基本信条却是相符的。
狄德罗从日本人的著作中知道中国有老子，把老子写成Rossi，卢梭最早表述其文明否定论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时，与狄德罗往来最为密切，很可能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这段话与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何其相似!良知先于理性，不正是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强调的先立乎其大者，特别是陆王心学主张的尊德性先于道问学吗？ 良知先于理性，是因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
这些是卢梭政治哲学的基本信念。这一由情感导致信仰的特点在卢梭给一位贵妇人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难道他的思想就不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吗？英国学者休斯(E.R.Hughes)说得好：没有人能生活在启蒙人士圈子里十三年而不重复地听人谈论中国及其哲学。
他们对人有礼貌，也很殷勤。直到我们今天，那个乡居的民族(指卢梭自己的祖国瑞士——引注)也还是表现如此，他们所自豪的就是没有敌人能够挫败他们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腐蚀他们的忠诚。
三是卢梭神化了的努斯与儒家的圣人崇拜的关系。二、自然与文明孰优？ ——卢梭的文明否定论的中国哲学渊源 休斯说：对一个西方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读卢梭的后期著作是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因为其中表达的一些情绪仿佛直接出自某本中国著作。
休斯赞成G.H.D.Cole在《社会契约论和其他论著》(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的基本教条虽然在《社会契约论》中无迹可寻。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不仅卢梭的后期著作受中国哲学影响，而且其早期著作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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